，尽九州之铁不能铸此错！”

    “有时错已铸成，只得将错就错。”石越苦笑道，“吕惠卿是如此想，文彦博、司马光亦是如此想，我若易地而处，也必如此想。宰相何官？宰相乃权衡天下轻重之官！若只看眼前利害得失，那便是庸相。吕惠卿推行熙宁归化有错，但他固执坚守其政策却没有错——若此时让步，非止前功尽弃，西南数千里之地，亦不复为吾所有。吕惠卿之错，只不过是不当为一己之进退，而故意隐瞒益州情实，意图侥幸取胜。不过，潜光兄之主张亦并非没有道理，若果真拿益州一路之安危来做赌注，朝廷也实是输不起。亦因如此，所以才要善择巡边观风使……”

    “巡边观风使？”潘照临与智缘不由都愣住了。

    石越简略地介绍了一下文府会议的情况，道：“这益州巡边观风使，关系的非止是吕惠卿一人的相位而已，实是牵涉到益州一路之安危，大宋数十年之气数！不可不善择其人……”

    “确如学士所言。”智缘沉吟道：“潘先生以为，文太傅与司马相公会推荐哪……？”他话说到一半，便发现潘照临已经开始皱眉瞑思，当下也不再多说，自己开始在心里暗暗推算。不过，他关心的并不是旧党的人选。

    智缘其实知道，公正地说，宋朝对西南夷用兵并不全是吕惠卿一个人的责任。当时朝野上下，沉浸在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军事胜利的快意当中，很多人的自信心都开始急速膨胀，以为宋朝凭借自己的军事实力，已经可以轻易地打败一切对手，区区西南夷，自然更不在话下。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宋朝上下，才会头脑发热，在大战之后元气未复的情况下，推动熙宁归化，又以极强硬地态度，在西南用兵，最终才酿成今日的苦果。要知道，在几年前，宋朝上上下下的清醒者，是并不多的；只是随着这几年来的军事失败，国库愈加拮据，而朝廷不断印发交钞，加上局部地区物资供给不足，内外夹击导致物价暴涨……这种种情况，才使一些有识之士逐渐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即使在这样的情况，还是有许多不知内情的人，依然以为在西南用兵可以轻易取胜，将失败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前线的将士。所以方才潘照临才说出那些极刻薄的话。不过，随着雄武二军的兵变，种谔的突然病故，益州提督使的战死……如此种种，部分有识之士大夫危机感骤然加剧。无论是文彦博、司马光，还是石越，其实都已经将吕惠卿看成一块必须清除的挡路石——的确，现在要想真正解决益州的危机，在政治上，就必须先踢开吕惠卿这块拦路石。这个所谓“益州巡边观风使”的差遣，简单来说，就是那个在益州撬动杠杆的人，他只要在益州轻轻一按，就可以把吕惠卿从政事堂的相位上狠狠地抛出去——在这一点上，石越与旧党是有共同利益的。

    然而，虽然表面上看石越与旧党互为盟友，但被闲置的石越，与在朝握有相当权力的旧党，却同样是各有各的打算。旧党虽然并不敌视石越，然以石越今时今日之资历与巨大的声望、功绩，他们不可能完全没有忌惮之心——这样的人物一旦再次步入尚书省，就是龙归于海虎入山林，将来会走到哪一步，是聪明练达如文彦博、博古通今如司马光都难以预料的。眼见着文彦博很快就要致仕，司马光垂垂老矣，旧党中真正可堪大用者不过范纯仁等区区数人，而石越却正当壮年，文彦博与司马光都是计虑深远之人，他们不可能不考虑将来要由谁来制衡石越这个问题。所以，他们一定会希望尽可能地培植后继之人材，为旧党——在他们自己看来则是“君子”，累积更多的政治能量。

    但站在石越的立场，蛰伏了数年之久，石越又并非淡泊功名之人，如此天赐良机，他岂能甘心坐视它从眼前白白溜走？石越苦心经营了十几年，若说他没有野心入主政事堂，能毫无顾忌地一展抱负，只怕说出去没人肯信。所以这一次，石越才会如此关心这观风使的人选，否则，他大可以看着文彦博、司马光与吕惠卿斗法便可。人心是极富变化的东西，当一个人羽翼未满之时，若他能够借助他人之手推动自己的主张，他亦会视之为巨大的胜利并非常满意；但若是当他羽翼丰满之后，就算只是让他收拢翅膀一会不得伸展，他亦会感觉到十分的受拘束。那种想要毫无顾忌的伸展自己羽翼的想法，有时候真的会压倒所有的一切！

    以智缘的观察来看，石越显然是认为，只有他才有能力来收拾现在的局面。

    “公子。”这个时候，潘照临忽然开口说话了，“与其去徒劳地猜测文彦博、司马光的人选，倒不如自己推荐一个让吕、文、马都无法拒绝的人选。”

    “文彦博、司马光势在必得，吕惠卿亦不肯善罢干休，我又能有什么好人选来火中取栗？”石越苦笑道。

    他说的是大实话。与石越关系密切的，或者是所谓“石党”的大臣，苏轼远在辽国，自不必提起；章惇刚刚自陕西回来，没有这个道理又让他去益州当观风使；沈括则刚刚到都水监履新；其余如韩维、苏颂、刘庠诸人，也没有一个合适的——这个巡边观风使，毕竟不是个什么美差，不是说你推荐人家就会愿意去的。现在韩维是翰林学士，传闻马上要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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