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儒的案子，他拖而不决，那也不难想象了。”

    二人一面说着，却是朝北边转了过去。蔡京待到二人走远，方从隐身处走出来，怔怔地发了一会呆。他已经看出来另一个人的背影——此君是蔡确的同年，如今在开封府做判官。舒亶想对付苏颂，自然是有原因。吕惠卿曾经想过要收买苏颂，他曾经故意对人放出话来，说苏颂是他同乡的前辈，如果肯来拜会他，就可以位至执政。这话自然会传到苏颂耳边，但苏颂只笑不答，并不卖吕惠卿的账。兼之苏颂为开封府，的确也因秉公执法，得罪过不少权贵，舒亶是新党中有名的御史，想借机罗织罪名弹劾他，也不足为怪。但那个开封府判官，也是平素素有直名的，为何要陷害苏颂，他却一时没有想明白。蔡京自然不知道，此君想要对付的，并非是苏颂，而是陈世儒——蔡确的父亲蔡黄裳，曾经是陈世儒的父亲陈执中的下属，因为年老糊涂，被陈执中逼迫致仕，郁郁而终。蔡家与陈家由此而结下世仇。苏颂迟迟不肯判陈世儒夫妇死刑，自然也有他的顾虑，但却免不了便要得罪另一些人。

    蔡京心事重重地边走边想，此事表面看起来自然是事不关己，但他的直觉却告诉他，这事没有这么简单。“不要多管闲事。”蔡京一面在心里告诫着自己，一面却又忐忑不安。

    “元长，有礼。”

    蔡京只顾着想心事，没料到前面来人，慌忙抬头望去，却见是国子监丞吕大临。他慌忙回礼，笑道：“与叔，有礼了。”一面在心里暗暗奇怪。

    其时旧党人物，也并非是铁板一块。在另一个时空的历史上，因为新党势大，因此不同政治理想与信念的人物，不得已合成一块，而一起聚集在司马光这面反对党的“赤帜”之下。但实际上，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党、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党，与势力最大、人数最多，主要由司马光的门人们组成朔党之间，是存在着冲突的。大体来说，其中二程的洛党，与新党理念最为接近，他们也主张对朝政要进行彻底的变革，因此程颢开始时曾经与王安石共事，只是后来无法接受王安石的行事方法，而分道扬镳。但至司马光秉政之时，其时大程已然去逝，程颐还是公然反对尽废新法的举动。后来又是程颐第一个自我反省，以为党争之祸，旧党亦应付责任。而蜀党与朔党的基本立场，则与石党比较接近，都是主张逐步的改良。但相对而言，苏轼较为理想化，而朔党则重视历史的经验，实干的精神较强。

    此时历史已然发生极大的改变。但宋廷中的派系，反而变得更加复杂，甚至呈现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纠缠不清的状况。旧党中，已经不存在所谓的“蜀党”，这一派的政治势力，以二苏为首，已经隐隐并入了石越一派。而所谓的“洛党”，因为二程植根于白水潭学院培养学生，与新、旧、石三党，竟都有牵扯不清的关系。而真正意义上的旧党，亦即是朔党，因为与石党在政治理念确有相合之场，二者的政治联合，使之因此也成为了朝中三大政治势力之一，而且隐然是势力最大的一派，但同时也很难说得清楚，究竟有多少朔党，其政治光谱其实是在石、旧二党之间偏移不定的。

    而这个吕大临，虽然此时不过是小小的国子监丞，但他的身份，却可以折射出熙宁朝中政治派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他是“程门四子”之一，是所谓的“洛党”；另一方面，他本人是陕西人，他的兄长吕大忠、吕大防、吕大钧都是旧党中极有名望的大臣，吕氏兄弟，也是公认的“关学”大家。在旧党的政治版图中，显然是更偏向朔党的。兼之吕大临以其忠直颇受司马光的赏识，而又以其学问，在白水潭学院颇具人望，因此与石党中的许多人物也牵扯不清。

    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吕大临以其人品与学问、才干，兼之身具这种复杂的身份背景，一直被视为汴京城中极为前途的一颗政治新星。许多人都认为，吕大临成为“新贵”，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在蔡京看来，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吕大临对自己一向是不冷不热的。他亲近的石党人物，多半都是所谓的“白水潭派”，象蔡京这种“西湖派”，显然不属于他“青眼”的范畴。

    但此时，吕大临却一反常态，主动向蔡京打起了招呼。而且还亲善地和他交谈着。这既令蔡京感到有点受宠若惊，又让他心里非常的奇怪。他全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有点“反常”的情况，接下来又不断的出现，一路之上，竟然又有两三个在朔党中素有刚直之名的官员，主动向自己展示善意。

    一向极精明，极善于分析汴京各种政治势力光谱的蔡京，也几乎不由得晕了头。一个吕大临的善意，也许还可以说是偶然，但接二连三的出现，却一定不可能没有特别的原因。面对着这种不原由的善意，蔡京心里竟产生了不安的感觉。他极不喜欢这样的状况，哪怕这看起来对自己是好事。幸好，路上依然还是有旧党的官员对自己依然故旧，这让他稍稍安心一点。但很快，他就想到，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会不会是那件使吕大临们对自己改变态度的事情，就发现在今天，就发现在琼林苑，而很多人尚还不知道此事的发生？

    一想到这里，蔡京背上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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