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１９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１９２０年，***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

    如果只是想比烂，这样的数据自然堪为骄傲。但是掩藏在那个让人难堪的平均数字后面的，是更为难堪的地区差异与身份差异。比如除了汴京以外，无论是识字率还是就学率，南方都远远高于北方。而武人更成了识字率最低的一个阶层，武官的识字率都只有可怜的一成，低于全国平均水准一半！这还是托了神卫营与卫尉寺的福，才有这样“体面”的数据。

    在这样的情况下，两府不得不要采取一些措施，来应对清议的批评。加大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对在讲武学堂培训过的武官优先晋升等等措拖，便是两府应付批评的产物。这的确是一次极大的转变，仅仅在十几年前，两府还有相公说：“武官要识字做甚？！”而现在，连神卫营的节级们，都得学习算术与几何。

    田烈武对这些曲折自是全不知情的，密院与兵部新定的磨勘与考课条例中，的确对识字的武官有所奖励，但是这些在西军中影响甚微。西军这些年来，一直在打仗，讲的是军功战绩，什么磨堪考课，根本就是微不足道。但这些年来，田烈武自觉读书对自己的帮助极大，养成了闲暇时必要读书的习惯。因此突然间见到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当真有点喜出望外，从此每日总有几个时辰，要消磨在这里。

    这日他从藏书室神奇般地借到了一本西湖学院翻译的《谋略例说》——虽然田烈武并不知道其中的详情，但这的确是非常的神奇，因为这部罗玛人的军事著作，在大宋受到了不公正的轻视，西湖学院翻译过来的书籍，绝大部分是自安息文（波斯文）、大食文（阿拉伯文）版本转译，直至熙宁十七年为止，流传的范围，也主要限于大宋的各大学院，以诸《学刊》的读者为主，在当时而言，主要受到学者与博物学家的欢迎（以当时的情况，格物学者往往身兼数门之长，极少有单纯专精某门之学者存在），而印刷之数量，一般也只是几百册，只有极少数作品才会广受欢迎，印数超过千册——而这部《谋略例说》与另一部《安（息）塞战史》（阿越注：即《希波战争史》），显然不可能受到这些学者的欢迎。得到石越巨额捐助的西湖学院塞夷译经楼，当初译介这两本书的目的，是希望能给军校当教材，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的。军校的主官根本连翻都懒得翻，一句“蛮夷也会写兵书？”便将这两本书丢进了马桶。尽管也耗费了许多的资金与心血，但是最后这两本书，也是以各自出版五十本而惨淡收场。只有第一流的大图书馆（因为可得免费获赠）与专门的藏书家那里，才可能有这两本长年不见天日的泰西经典著作。刘楼藏书阁收藏这部《谋略例说》已经有一年的历史，据其记录，这是该书第一次被借阅。

    田烈武因为自己出身的卑微，从不敢轻易地看轻任何人。哪怕这是泰西的夷人的作品，他也抱着开开眼界的心态，以为人家既然写得出书，那便总比自己这个大老粗要强上几分，便有可学之处。因此倒也是兴高采烈地拿在手里，准备好好读读。不料刚刚走出藏书楼，便被迎面走来的一个人叫住：“这位可是龙卫军的田将军？”

    他愣了一下，打量来人半晌，却到底是认不得此人。田烈武自觉不好意思，慌忙抱拳道歉，一面问道：“恕我失礼，不知尊兄如何称呼？”

    那人操着半生不熟的汴京官话笑道：“田将军原本便不认得我。在下赵时忠，原是灵州人氏。将军在灵州时，在下曾见过将军一面。”

    田烈武这才恍然，笑道：“原来如此。尊兄怎么来了汴京？”

    那赵时忠见田烈武言语中并无歧视之意，亦不由感动，回道：“朝廷收复灵武后，在下便举家迁到了祥符县。这番是想潜心读书，但求考个功名，亦可光宗耀祖。”

    田烈武知道但凡举家被迁往东、西两京居住的，在西夏必定是一时之豪强。这人姓赵，只怕还是赐姓也未可知。当时西夏贵族离开故土者，极为显贵者除外，普通贵族中除了部分人依然投身军中，改替宋朝卖命外，有相当一部分意志消沉，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有些人甚至不到三两年间，便家道败落。此人竟然有此雄心壮志，欲要在汴京的千军万马中考个功名出来，倒也让人钦佩。

    “尊兄倒不愧是个顶天立地的大丈夫。”田烈武赞道。

    “将军谬赞了。”赵时忠得此鼓励，脸兴奋地涨得通红。这些西夏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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