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的斗争中，国民党右派占了优势。

    北伐刚开始，虽然国民政府内部存在重大分歧，但各方还是在北伐的旗帜下维持了暂时的一致。但随着北伐军控制的区域越来越大，外部敌对压力减轻，这些内部矛盾马上就上升为主要矛盾。

    不但在定都南昌还是武汉的问题上，三个阵营的矛盾比在广州时有所升级，而且随着各方武装力量的变化，国民政府内部又产生新的分歧，除了原本就存在的国民党左派、共产党和国民党右派的主义之争，蒋介石和汪精卫的权力之争外。蒋介石、唐生智、李宗仁、张发奎、朱培德、程潜、李济深等人的地盘和实力之争，也越来越激烈。

    北伐军转入对孙传芳作战后，留在湖北只剩第八军，这就使湖南、湖北两省处在了唐生智的控制之下。他利用这个时机不断地扩充军力，先是将第八军扩编为四个军，不久又扩编为七个军。接着李济深的第四军也要求扩编，扩充到了三个军。蒋介石不甘落后，也将第一军扩编，大肆收编吴佩孚、孙传芳的旧部，并将苏援优先拨给这支嫡系军队。

    各军本来就有为自己打算的想法，企图扩大地盘和实力，而作为总司令的蒋介石刻意壮大自己，消灭或削弱别人的做法，使本来没有异图的人也对蒋介石产生了恐惧心理，照样学样也为自己打算起来。随着宁汉之争愈演愈烈，这些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起来。

    北伐开始时有八个军，分成两个主要军事集团：武汉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南昌以第一、第七军为主。武汉由于有宋庆龄、邓演达、徐谦、汪精卫等人，在政治上占据优势；而南昌军队战斗力较强，蒋介石又是总司令，后来又得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在军事和财政上占优势。为在对抗中取得优势，双方纷纷清理内部的不可靠分子，争取中立者。

    在对待共产党的问题上，两方矛盾也很大。

    邓演达在国民党中，可以说是左派中的左派，他坚决支持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主张“耕者有其田”，所以很看不惯蒋介石打击左派和中共的行为。攻克武汉后，邓演达成为武汉政军方面的头号人物，他在武汉继续扩大和加强国共合作，推动工农运动，打击封建势力和帝国主义势力，使蒋介石对他更为不满，双方矛盾已不可调和。

    共产党是与武汉站在同一阵营的，但局势发展对中共却越来越不利。

    先是国民政府空有军队却在列强面前退缩，结果共产党只依靠发动手无寸铁的群众，就迫使英国将汉口、九江的租界归还了中国。举国震动，民众为之欢呼深受鼓舞，但这却近乎在某些国民党大员脸上摔了**掌，更受其嫉恨，也使其更具戒心。

    随后在上海，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第一次失败，第二次时明明蒋介石的军队就在上海附近，却仍坐视孙传芳、褚玉璞和张宗昌镇压起义工人，致使起义又告失败。而所谓的北伐军收复上海，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仍是共产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经三十小时激战，死伤惨重，击败北洋军后，蒋介石的军队才进驻。

    前几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举行，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联手，挫败了蒋介石在南昌另立中央的企图，并通过了旨在限制蒋介石**的一系列决议。全会选举了远在国外的蒋介石的政敌汪精卫，担任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主要领导职务，只是让蒋介石继续担任国民**军总司令。

    但随后，蒋介石便以总司令的名义将嫡系部队调集到了沪宁一带，并与虞洽卿等大买办频繁接触，接受反对工农运动的江浙财阀的大笔金援，暗地又与黄金荣、杜月笙等上海滩帮会首脑搅在一起。种种迹象表明，蒋介石已有背离大**的企图，而共产党在上海的活动，却越来越受限制，动辄得咎，不能不让人担心。

    而就在这期间，共产党内部偏偏也不平静。

    一方面，瞿秋白批判了彭述之的实质将**领导权拱手让给资产阶级的言论，矛头直指陈独秀，认为应该武装工农并取得**军队的领导权。而毛择东在湖南考察完农民运动完毕，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驳斥了党内外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论调，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这恰恰对瞿秋白是个呼应。

    另一方面，甘陕中共支部的问题，也被人提上了台面。主要是刘伯坚和宣侠父受到了严重批评，虽然其并没有在现场，一直在西峰埋头研究新理论，但会议还是对其发出了严厉指责。批评的焦点不是工农运动推广不利，而是集中在其对吴安平这一大资本家和大军阀的妥协上，这是原则和立场问题。由此，整个北方区委都受到牵连，李大钊也压力倍增。

    但只凭指责解决不了存在的西北与中央方针不一致的问题，而刘伯坚、宣侠父也一再声明，靠在湖南、湖北及上海等地的工作方式，在西北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几乎没有工人和农民拥护，甚至西北的工人和农民，有许多已经不能称之为无产阶级，他们的生活几乎比富农阶层还要富裕。

    这些人需不需要联合？如果联合，又该怎样联合？如果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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