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刚发了粮食和武器，他们也随着柔然人远遁草原了。”

    “所以每次柔然入侵，朝廷都要从洛阳派兵，因为六镇之兵只能以之辅助，也就是只能带着他们打顺风仗。”

    这些也都是苏泽读了太尉府这么多资料才理顺的想法。

    六镇为什么在起义后战斗力强大，北魏朝堂集结了全国之兵都不能治，就是因为他们本来就是北魏安置在边境的游牧部落，本质上和西晋安置在边境各州的胡人没什么区别。

    在你国家强盛的时候，可以按照贾谊设置的“三表五饵”方案，也就是在边境设置投降的胡人部落，用胡人来防御胡人，华夏就可以安居在中原肥沃的土地上。

    东汉、西晋、北魏、以及后世隋唐，其实都在用这一套方案，来对抗边境的胡人问题。

    这套方案非常理想，不需要汉人士卒远离家乡戍边，也降低了边境防御的养兵成本。

    但是无一例外，这套方案最后都玩崩了。

    东汉有西北羌乱，西晋有五胡乱华，北魏有六镇起义，唐代有安史之乱。

    草原部落在历史上任何时代都是最好的刷兵点，可以一旦处理不好，就是蛮族入侵的爆兵点。

    但是当一个王朝走下坡路的时候，连自己高层的内部斗争都搞不定的时候，就更没办法处理边疆胡汉问题了。

    这些盛世转衰的一场场事件，其实早就已经埋下了种子。

    苏泽说道：“太武帝在位期间多次征讨，每战胜利都有战利品和赏赐，而六镇就在都城平城周边，皇帝可以随时巡视六镇，解决六镇的问题，那时候六镇自然是心向着朝堂的。”

    “可迁都洛阳之后，对草原的几次征讨都无果，还空耗了大量的钱粮，自然没有赏赐和战利品，而朝堂距离六镇已经远了，也看不到六镇疾苦，隔阂自然越来越大。”

    “朝堂上，对于征调粮食给六镇也颇有怨言，自从先帝继位后又多次对南朝开战，军粮也紧张，六镇对朝堂也越来越疏远。”

    苏泽说完，于谨也沉默了。

    这些都是苏泽这些日子总结思考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起义之后反而那么强大的六镇，武德昌盛延续到隋唐的六镇，在面对柔然边患的时候如此被动。

    这不是六镇太弱，反而是六镇太强，朝廷要控制六镇，不能给他们太多的粮食和武器。

    北魏就是胡人发家，五胡乱华的教训不远，自然明白六镇的威力，所以在孝文帝迁都前，每一次对柔然的大规模作战，都是皇帝带着本部兵马亲征。

    到了孝文帝迁都后，也都是朝廷委派有威望的大将带领禁军征讨，从来不让六镇自行征讨，还要在城内设置镇仓，委派镇将控制六镇，让他们没有能力撇开朝廷的帮助，自己发动反击，防止他们在边境越打越强，获得自主权后作乱。

    苏泽又进一步思考，六镇之乱的原因，历朝历代的史官们总结都是北魏朝廷在六镇设置军州，断绝了六镇豪帅们上升途径，这些野心家就带领六镇边民造反了。

    但是亲历了这个时代的苏泽，明白这些总结，不过是士大夫阶层的文官们的臆想罢了。

    那些将上进看做人生唯一目标的儒家士大夫们，想当然的认为六镇的武人们也有同样的目标，就和史官们将羽林之变归因于武人仕途被断绝一样，只不过是带入自身价值观的错误归因罢了。

    实际上，六镇之乱就是底层活不下去的六镇边民，为了生存迫不得已闹起来罢了！

    难不成陈胜吴广喊出那句“等死，死国可乎？”的时候，他们也想着做大秦的官吗？

    从源怀建议宣武帝在城内设置镇仓，将粮食集中在镇仓的时候，就是为了加强对镇民的控制。

    而这些城内的镇仓，自然落入到了镇将和良家豪帅的控制中，那些平日里在城外放牧的镇民，根本得不到镇仓的粮食，同时还要忍受更上层的盘剥。

    对柔然战事失利，朝堂对南用兵而减少对六镇的支援，六镇就是一个为了争夺生存物资而生死决斗的野蛮荒原，这些人闹起来战斗力又怎么可能不强呢？

    而最让人讽刺的时候，在苏泽穿越前的历史时间线上，六镇起义的导火索就是六镇饥荒，镇民围着镇仓要求开仓赈济，被镇将拒绝后杀了镇将造反的。

    这不得不说是历史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原本用来羁縻六镇的镇仓制度，最后成了引发六镇火药桶的导火索。

    越是看到这些资料，苏泽更是觉得绝望。

    在穿越之初，他还天真的认为六镇之乱有化解的可能性，比如自己如果能得到权力，可以将六镇从军州改为普通郡县，给六镇武人上升途径。

    可是现在苏泽已经不这么想了，六镇之乱是必然爆发的，这不是什么时空旅行的收束性，而是历史的必然性。

    别说苏泽是一个小小的羽林校尉，就是他在清河王这个位置上，也无法解决六镇问题。

    于谨听明白了苏泽的说法，他心中的疑惑得到了解答，但是更大的恐惧在心头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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