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犁铧与土地产生的阻力砘了它一下。爹说：

    “缓着劲，慢慢来。”

    我们的牛很着急，它迈开大步，浑身的肌腱都在发力，木犁颤抖着，大片大片的泥土，闪烁着明亮的截面，翻到一边去。爹不时地摇提着木犁的把手，以此减少阻力。爹是长工出身，犁地技术高明，但奇怪的是我们的牛，它可是第一次干活啊，它的动作尽管还有些莽撞，它的呼吸尽管还没调理顺畅，但它走得笔直，根本不需我爹指挥。尽管我家是一头牛拉一犁，生产队是两头牛拉一犁，但我们的犁很快就超越了生产大队的头犁。我很骄傲，压抑不住地兴奋。我跑前跑后，恍惚觉得我家的牛与犁是一条鼓满风帆的船，而翻开的泥土就是波浪。我看到生产大队的那些扶犁社员都往我们这边看，洪泰岳和我哥径直对我们走来。他们站在一侧，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等我们犁到地头又转回来时，洪泰岳站在前边，大声喊：

    “蓝脸，停住!”

    我家的牛大步前行，目光炯炯犹如炭火，洪泰岳机警地跳到墒沟一边，他自然知道我家牛的脾气。他只好跟在犁后对我爹说：

    “蓝脸，我警告你，犁到你的地边、地头时，不许你践踏公家的地。”

    我爹不卑不亢地说：

    “只要你们的牛不踩我的地，我的牛就不会踩你们的地。”

    我知道洪泰岳是故意刁难，我们这三亩二分地，是插在生产大队土地中的一根楔子，我们的地长一百米，宽只有二十一米，犁到地头地边，调转牲口时，难免踩到公家的田，但公家如要犁到地边，也难免踩到我们的地。因此我爹有恃无恐。但洪泰岳说：

    “我们宁愿丢几分地不犁，也不会踩到你这三亩二分地上!”

    生产大队土地宽广，洪泰岳可以说这个大话。但我们呢?我们只有这点土地，我们一点也舍不得丢啊。我爹胸有成竹地说：

    “我的地一分一厘也不丢，但也决不会在公家的地里留下一个牛脚印!”

    “这可是你亲口说的!”洪泰岳道。

    “是我亲口说的。”我爹道。

    “金龙，你跟着他们，”洪泰岳道，“只要他的牛蹄踩到公家的地里——”他说，“蓝脸，你的牛蹄如果踩到公家地里怎么处置啊?”

    “把我的牛腿铲断!”我爹斩钉截铁地说。

    爹的话让我大吃一惊，我家的地与公家的地之间并无明显分界，只是每隔五十米竖立了一块石桩，即便是人走，也难保一步不偏，何况是牛拉着犁走。

    因为我爹采用的是劈耕——从地中央开犁——方式，短时间内还没有踩到公田的可能，洪泰岳就对我哥说：

    “金龙，你先回屯，把黑板报出了，下午再来监视他们。”

    我们回家吃午饭时，那块挂在西门家院墙上的黑板前，已经围着一群人观看。黑板两米宽三米长，是屯子里的舆论阵地。我哥才华横溢，只用了几个小时，就把它涂抹得琳琅满目。他用红、黄、绿三色粉笔，在周边画上了拖拉机、向日葵、绿色的植物，还画上了扶着铁犁、眉开眼笑的社员与同样眉开眼笑的集体牛。在黑板报的右下角，他用蓝、白两色粉笔画了一头瘦牛和一大一小两个瘦人。我知道他画的是我、我爹与我家的牛。中间的文章，大标题是：人欢牛叫闹春耕。字是花边仿宋体。正文是楷体。文章的末尾，说：与人民公社和国营农场的热火朝天、生龙活虎的春耕场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本屯顽固不化的单干户蓝脸一家，他们是独牛拉木犁，牛垂头，人丧气，形单影只，人如拔毛公鸡，牛如丧家之犬，凄凄惶惶，正在走向穷途末路。

    我说：“爹呀，你看看，他把我们糟蹋成什么样子啦!”

    爹扛着木犁，牵着牛，脸上挂着冰一样晶亮和清凉的微笑。

    “随他说，”爹说，

    “这孩子，真是心灵手巧，画什么像什么。”

    人们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到我们身上。于是都发出了会意的笑声。事实胜于雄辩，我们的牛雄壮如山，我们的蓝脸璀璨，我们心情愉快，工作顺利，得意着呢。

    金龙远远地站着，关注着他的杰作和看他的杰作的人。黄家的互助倚在门框上，嘴巴咬着辫梢，远远地看着金龙，那眼神专注而痴迷，可见爱得已经不轻。我的重山姐姐宝凤背着一个绘有红十字的皮革药包从大街西边走来，她学会了新法接生又学会了打针开药，成了屯子里的专职卫生员。黄家的合作骑着自行车从大街东头歪歪扭扭地驰来，看样子她是刚刚学会骑车，不能有效操控，她看到倚在矮墙边上的金龙，嘴里喊着：不好——不好，车轮却直对着金龙撞去。金龙腿一分，将车轮夹住，同时顺手抓住了车把，那黄合作，就几乎伏在他的怀里了。

    我看到黄互助一扭头，大辫子一甩，赤红着脸，扭动着屁股，往家中跑去。我心中一阵酸麻，对黄互助充满同情对黄合作充满恨。黄合作剃了一个像男青年一样的小分头。这是公社中学里兴起来的时髦发型，给她们剃头的那位男老师，姓马名良才，打得一手好乒乓球，吹得一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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