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你等着吧，我饶不了你！’张三也不是个省事的，就说：‘你能怎么着我？’黑猫说：‘你看，着火啦！着火啦！’张三躺在炕上，就看到窗户棂上的纸冒着蓝色的小火苗着起来……打这天起，张三可就跟黑猫斗上了，两位斗得你死我活，分不出个高低。有一天黑夜，张三坐在炕上吃烟，巴嗒巴嗒的，一袋接着一袋，黑猫在窗外说：‘真香！这烟儿真香’张三也不吱声。黑猫又说：‘我吃口烟，好张三！’张三说：‘吃口就吃口。’他慢吞吞地把早就装足了药的枪从身后拿过来，把枪筒子伸到窗棂子外边，张三说：‘老黑，你含住烟袋嘴。’黑猫说：‘好。’‘含住了？’张三问。黑猫说：‘含住了。’‘真含住了？’‘真含住了。’‘点火啦。’‘点吧。’张三一勾枪机子，只听‘呼通’一声响，把窗户纸都震破了。张三说：‘杂种！叫你吃！’刚要出去看看，就听到黑猫咳嗽着说：‘吭吭……这烟好大的劲！’”

    陈姑娘笑起来。

    蹲在炕前的狸猫叫了一声。

    陈姑娘夹起一段鱼，扔给了猫。

    祖母的腮帮子哆嗦起来。

    二哥踢了一脚猫，说：“连你都吃了一块鱼！”——这是以后的事。

    这匹狸猫在我家待着，任你踢，任你骂，它都不走啦。

    这是匹女猫。

    根据我的观察，猫是懒惰的动物——至于那些成为宠物的贵种，就不仅仅是懒惰而是十足的堕落了——不是万不得已，它是不会去捉耗子的。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那只猫只捉到过一只耗子。

    那是一个傍晚，祖母刚烧完晚饭，祖父他们尚未从田野里归来，我和叔叔家的姐姐在院子里架起一根葵花秆练习跳高，就见那猫叼着一匹大鼠从厢屋里跳出来，我和姐姐冲上去，猫弃鼠而走，走到祖母身边，呜呜叫着，仿佛在告我们的状。

    祖母兴奋得很，飞速地移动着两只小脚，跳到院子里，把那匹大鼠夺过去。

    “啊咦！这么大个耗子！”祖母说，“拿秤去！”

    我们赶快拿来了秤。看着祖母用秤钩挂住鼠肚皮称它。

    “九两，高高的九两！”祖母说。（那是一杆旧秤，十六两为一市斤）

    “孩子们，该犒劳你们了。”祖母说。

    祖母把老鼠埋在锅灶里的余烬里。

    我和姐姐蹲在灶门前，直眼盯着黑洞洞的灶膛。

    猫在我们身后走来走去。

    香味渐渐出来了。

    我和姐姐每人坐一小板凳，坐在也坐着小板凳的祖母面前吃耗子肉的情景已过去了几十年，但我没忘。烧熟的老鼠比原来小了许多，乌黑的一根。祖母把它往地上摔摔，然后撕下一条后腿，塞到姐姐嘴里，又撕下它另一条后腿，塞到我嘴里。鼠肉之香无法形容，姐姐把鼠骨吐出来给了猫，我是连鼠骨都嚼碎咽了下去，然后，我们眼睁睁地看着祖母的手。暮色沉沉，蚊虫在我们身边嗡嗡地叫着。我总感到祖母塞到姐姐嘴里的鼠肉比塞到我嘴里的多。写到此，我感到一阵罪疚感在心里漾开，那时我们是个没分家的大家庭，吃饭时，我和这个比我仅大三个月的姐姐总能每人得一片祖母分给的红薯干，我总认为祖母分给姐姐的薯干比分给我的薯干大而且厚，于是就流着眼泪快吃，吃完了就把姐姐手里的薯干抢过来塞到嘴里。她抖着睫毛，流着泪，看着她的母亲我的婶婶。婶婶也流泪。母亲举着巴掌，好像要打我，但只叹息一声就把手放下了。前年回家，我对姐姐提起这事，姐姐却笑着说：“哪有这事？俺不记得了。”今年回家，一进家门，母亲就对我说：“你姐姐‘老’了。”

    “老”了就是死了。

    母亲说姐姐死前三天还来赶集卖菜，回家后就说身上不舒坦，姐夫找了辆手推车推她去医院，走出家门不远，就见她歪倒了脖子，紧叫慢叫就“老”了。

    人真是瞎活，说死就死了，并不费多少周折。

    我想起了和她一起坐在祖母面前分食老鼠的情景，就像在眼前一样。

    祖母十几年前就死了。她是先死了，打了一针，又活过来，活过来又活了一个月，又死了，这次可是真死了，真“老”了。

    祖母说，猫抓耗子，并不需要真扑真抓，猫一见到耗子，就竖起毛大叫一声，老鼠一听猫叫，立刻就抽搐起来，猫越叫老鼠越抽搐，猫上去咬死就行了，根本不要追捕。这说法我不知是真是假。

    祖母还讲过一个故事：明朝时，有五个千斤重的大耗子成了精，变成人，当了皇帝的宰相一类的大官，他们扰乱朝纲，怂恿着皇帝干坏事。一个大臣，自然是忠臣，自然也是有慧眼的，看破了机关，回家对父亲说了——这又引出了一个故事：相传，古代，为了削减人口，人到了六十岁，不管健康与否，统统要“装窑”的，这“装窑”据祖母说，就是把人背到一个专门的地方去饿死（有点像日本小说《槽山节考》里的情景）。这大臣是个孝子，因为孝，就把父亲放在夹壁墙里藏起来（其实是利用职权破坏皇家的法规，是孝子不是忠臣）。大臣说：爹，朝里那五个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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