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盯住我，并且语重深长地说：“家法呀，你是个有心计的孩子！为了咱们村的未来，你就好好放心地干吧，我支持你！”

    说干就干，支书领着我在村里找到了一个五保户去世以后留下来的黑屋子，我自己动手在里面垒起了几排土台子。把父亲准备打桌子的一块木板用锅烟灰抹了抹当黑板，又到石灰窑挑了两筐石灰把墙壁粉刷成了白色。

    老支书爬上了山头去，用喊话筒大声吆喝：“每家每户的社员同志们都听着，我们的郭家法回来了，我们的村子里有学堂了，谁家的孩子想上学，就到五保户郭大个子那屋里去报名。就两间屋的空儿，去晚了可就盛不开了！”

    社员们一听，就像是村子里来了电影，潮水般的向新成立的学堂涌来。想上学的孩子挤了满满一屋子，门口里、窗户上、院子里到处都是人。他们有的想上学，但是进不去了。有的不想上，只是想听听稀罕，看看热闹。我被挤在一个墙角上动弹不得，没有办法，只好指挥他们一批一批的进屋，轮流上课。

    在我们国家暂时困难的逆境中，我的报酬仅是一个月五块钱的补贴，一天大队按与社员的标工给八分五厘工分。但我从没计较，克服了重重困难坚守工作工位，始终如一的工作着。从这两间低矮的茅屋里，我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毕业班，一级级学生从这里出发，奔赴到祖国的四面八方。

    我的老婆身患多种疾病，孩子又小，在那个“工分儿挣了两麻袋，粮食分一蒜臼子”的年月，一家六口人的日子别提有多紧巴。有些好心人劝我：“家法啊。当这么个民办教师有啥出息？趁早去干点别的吧，要不然你就会穷一辈子。”

    我虽然对人家的好意表示感谢，但在心中却毫不动摇。我远大的理想，执着的追求我自己的心里最清楚。我一直幻想着能有几间像样的校舍，那两间教室因年久失修，梁头倾斜用木头顶着。墙壁也多处裂开了缝子，随时威胁着学生的安全。我三番五次地找村干部协商，新校舍终于破土动工了。从开工到竣工整整五十多个日日夜夜，我白天上课，晚上到施工现场看料。

    墙垒到了大平口晚上突然下起了雨，当时正值秋收季节，切了三天的地瓜干儿还晒在坡里。我爬到墙上盖墙茬子，墙是保住了，我的三千多斤地瓜干儿却全都烂了。这一年，我们全家吃的全是烂了的地瓜干儿。

    1975年春，老支书找到我说：“家法啊，十多年了，大家都看见了。你为咱村出了力就得给你回报，上级给了咱俩指标：一个是当工人，一个是当工作队员。出去以后就吃国库粮，工资也高。你家人口多，生活困难。现如今村里的文化人也多了，找个当老师的已经没有困难，你就放心地走吧，这两个指标先让你来挑拣！”

    若论个人的前途和家庭的经济收入，老支书对我的照顾无异于雪中送炭。但是，一想到我那些天真烂漫的学生们，我的心就软下来了。我感激老支书，我疼爱难以割舍的孩子，我的眼泪扑簌簌地从面颊上滚落下来。

    感情这东西就是这么怪，在别人的眼里那教室尽管是新盖的，也是清水衙门，没有什么油水可捞。但是我却舍不得离开它。离开了它就等于抛弃了我所酷爱的事业。我向老支书道歉，谢绝了老支书的一片苦心和美意。

    人各有志，贵在坚持。我的父亲是大队会计，他年龄大了，想让我继承他的职务。对我告诉了他的想法。一连几次说得我心烦，用最简短的语言回答了他：“俺不。”后来他又托好多知己的人找我说情，要求我答应。我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费唇舌，还是对他们说了两个字：“不干。”

    1984年夏天，乡干部主持村民投票选举。我被选进了村党委，乡党委书记推荐我当村支书。村民的信任，领导的支持，给我的压力可谓大矣。我向全大队的村民以及在场的所有领导表示：“请各位原谅，我不是当干部的料，我的本事只会当教师，你们还是另选能人吧！”

    结语：

    **犯了罪，手表作包庇。

    背上大黑锅，回家去种地。

    功劳苦劳大，穷了一辈子。

    狗不嫌家贫，追求贵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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