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滋扰之苦，此行之力不为虚也。不仅如此，古先荣后来又跑去嘉义，……日军南路以北白川宫为主帅，抵嘉义居民闭城不纳，围数日不解。日军扬言轰城，先生闻讯驰往，请撤南门兵愿代为舒解，终亦免于屠掠之惨。……顾后世或疑先生此行乃不免为日军减免抗力者，实则处当时之情势，先生乃系以急难救人之心，图免毁屋取子之痛，既保土之愿无力可回天，斯保民之诚，宁复嫌于屈己，居者行者互有其责，守经达权互通其义，固未可执一而论也。”

    如此之类种种的辩解在古家的钞票以及台湾士绅对“清洗运动”可能会随之扩大化的担忧下，纷纷出现在《台湾民报》、《台湾新报》等台湾报纸上，甚至于在开庭前，多次发生数万人至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以及台湾光复善后公署请愿的活动，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经请示中央后，公署不得不下令台湾进入全面戒严，以防止日谍乘机发难。

    “……甲午战后，劣清战败割让台湾，日军未抵台湾，被告古先荣率领士绅商贾李春生、向其祥、吴文秀、李秉钧、吴联之等人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当时民政局长水野遵予以接见。此为被告卖国初始，随后其随日军南下，为日军引路、说服抗日武装，协助镇压抗日武装……在这里我请求法官大人来验证这些数量惊人的证据，这一系列的证据足以说明一个事实，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一直以卖国、出卖民族同胞为代价，谋取日人信任并获得自身经济利益……这些罪行不仅仅是个人罪行，是对整个民族、国家的犯罪，事实上在过去的二十八年之中，被告所犯下的重重叛国之罪，对同胞和国家造成的伤害远超过世人的想象，……”

    作为检查官的王文深站起身看着座于首席的法官。特别军事法庭与的普通法庭不同，未引入陪审员制，之所以如此，是考虑到根据陪审员挑选原则，陪审员需在审判地挑选，这在一定程度上可能会影响法律的公正。

    随着检察官的声音在法庭上响起，站在被告席上的古先荣此时已经是面如白纸，豆大的汗水不时顺着额头滑落，没有人知道他此时在想什么，他只是在嘴边喃喃着。

    “法官大人，在您的台上铭刻着一句“既便天塌，也要讨还公道”，古先荣先生的命运系于您手，我想如果曾接受日本殖民政府的奖赏和接受公职就被视为叛国罪的话，今天恐怕会有数十万台湾人犯下的叛国罪！”

    身为古先荣的辩护律师的李玉堂，这位曾毕业于东京帝**律系，被视为台湾最“优秀”的辩护律师话音一出，法庭时顿时乱了起来。

    听着法官的击锤声，同时大喊着“肃静”，李玉堂很满意这种效果，这正是自己需要的，把此案尽可能的扩大化，最终迫使法官无法忽视民意，毕竟在台湾曾有十余万人接受公职和奖赏，只有将案件范围扩大化，才能可能救回自己的委托人一命。

    “甲午之役，清廷割弃台湾，……志士谋独立，……连战皆北，唐景松携印潜乘德商轮内渡，民益乱无主，溃兵四出，土匪乘发，哭声满巷。当地绅商集议弹压，既无力可制，拟赴日军求镇抚，亦无敢往者。先生适事北来，得与其议，见事急乃告奋勇赴基隆请谒日帅。登舰日军临之以威，挺然无惧色。日帅桦山知不可侮以宾礼见，因得述来意以安民为请。……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因此事曾被骂为“汉奸”。然！事出有因！以当时台湾民主国部份义勇军在台北城内奸淫掳掠、加上日本人依照国际法取得台湾，因此古先荣等人开城迎日军让当时的台北人如同脱离“人间炼狱”，因此这本是合乎道德，若只是因为此事而称其为汉奸，被视为太不中立、对当年台北人太冷血。……民众只知古先荣先生过去与日人合作，却不知二十八年间，古先荣先生一直小心翼翼与日本占领军委以虚蛇，以免落得身死族灭之境，众人皆知日人之残暴，先生合作也是屈于压力而为之。”

    李玉堂的话声未落，整个法庭顿时再次哗然，无耻之徒有之，但是却未曾想见世间竟然有如此这等无耻之徒，将卖国行径诡辩为“合乎道德”、“解民倒悬”之为，按其辩解古先荣不仅不是汉奸，反而是解民倒悬，救民于水火。

    李玉堂的辩解让王文深心头一恶，这些律师为了钱什么都会做，他应该庆幸这里是台湾，如果是在大陆，那些替犯有叛国罪的被告辩护的律师，大都会收到死亡威胁。眼前的李玉堂有个日本名字叫什么来着……加腾六郎，这个假日本鬼子！要不是……

    “法官大人，各位陪审员，既然李大律师，这位毕业东京帝**律系的高材生今天重提此事，我再一次提醒各位注意到一点，在被告迎接日军进入台北城的四天后，日军顺利进入台北城。同年8月，古先荣随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率领的近卫师团南进，协助镇压抗日有功，以台湾绅士的名义，跟民政局长水野遵到东京，受警界人士接见，日方赐予叙勋六等、授单光旭日章，蒙受破格的光荣。次年，古先荣被任命为台北保良局局长，同时取得日方所给的盐和樟脑等专卖的经济特权，奠定古家富裕的经济基础。获此经济特权的前因，在于其的卖国于先，以卖国之径而获经济特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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