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4年日俄战争爆发时，日本海军获知俄国波罗的海舰队将绕道航行通过台湾海峡；当时古先荣即奋勇挺身率领戎克船，参加鹅銮鼻和菲律宾间、台湾和福建之间海峡侦察队的活动……古先荣在台中公会堂演讲“时事谈”，提到“台湾今日之设施，非常发达。假使二十年前，哪有这公会堂，哪有此整然的台中市？由天理而言，今日支那各省不但民不得安，而官亦不得安稳啦。所以凡事不可错辨为第一。今日二十五年整顿如此江山，比较支那，共和至今九年还不息兵乱；这样事由，良心可以忘记吗？其次，就是我对警察官的意见。警官之中，难免有无品格之警官，然亦不可无视他们；他们是有资格，不可与他争辩了。”在这里我想反问一句，可为日本帝国之胜利的奋勇当先行侦察、并在过去的二十八之中一直坚定不移的站在日本殖民统治者的一边，支持日本占领者压制台湾人民之徒，可被视为被迫与占领者合作的国民吗？其如果心存的一丝华人之意，又谈何先前鼓吹殖民统治之言，在这里我想重复那首在台北艋舺的酒场间传唱的小调“日本上山兵五万，看见姓古行头前，欢头喜面到台北，不管阮娘旧亲情。”……”

    “反对！”

    王文深的话未说完，李玉堂就猛的站起身来大声叫喊道。

    ……

    整整一上午，法庭上的辩论一直如火如荼的进行着，检辩双方是针尖对麦芒式的辩论，到临近下午2点时，随着双方做出结案陈词，主审法官落下的木锤。

    “辩论终结，定于五月二十一日上午十时再次审理，被告古先荣还押……”

    自战争爆发之后，位于西北市市中心的中国国务院一直都是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而作为国务院的主人，司马的一言一行也被的各界关注着，对于国人而言，人们关注着这里的原因是因为空前膨胀的自信心，中国作为亚洲仅有的三个独立国中的一员，同时也是亚洲唯一的共和国，共和之后，尤其共和九年之后，中国的精神道路，是围绕着国家主义这一核心所作的向心运动，即使对平民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理解，也总是离开它们的现实基础——市民生活和个人自由，而从国家主义的立场出发作全新的解释。

    可以毫不犹豫的说，在这一时期，国家主义是共和时期的中国朝野精英们的共同精神，也是他们事业的内在驱力。自鸦片战争后，国门的洞开，在经历几十年的沉沦、醒悟之后，这种对国家发展问题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热情和关心，无疑是一种在近代危局下所激发出来的国家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导致他们往往会先天下之忧而忧，把国家建设问题看作自己的问题，几乎所有的国家精英都参与了国家建设的大讨论。

    而共和六年之后，信奉奉公主义、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西北在经济上、军事上获得的成功，进一步刺激了国民，一时间国家主义成为拯救中国的灵丹妙药。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既塑造着新国家形象，同时也在重新塑造着自己(国民)，这种个人和国家的一体化倾向最终在全社会形成了浓厚的民族主义氛围。

    共和时期的奉公精神，以坚忍不拔的意志、甘愿为实现目标而奉献的理想主义、克己奉公的英雄主义等形态，被国民精英阶层接受了下来，赋予他们毕生事业追求中崇高的自律精神和不屈的斗志。同时以开放的态度引进西方的新制度和新事物，传统儒学尽管作为国家文化传统被继承，但是却得到新的全释，“高、远、空”的虚学特质被摒弃，一种融汇了儒学伦理道德与西方实学为一体的新文化正自然而然的在中国诞生。

    而带来的这些改变，正是这个在国务院掌控着这个国家的年青人，不到三十七岁的司马，这个年青人对于很多崇拜他的人而言，他是上天派来的拯救中国的救主，中国的现在和将来。

    作为一个需要崇拜领袖的民族，至少在现在司马充当了这个角色，尽管这个角色让司马自己感觉到恐惧，甚至于害怕。这一切当然不为外人所知，即使是最亲近的朋友、家人也无法得知司马有些惶恐的内心。

    在太阳升起后，一夜未睡的司马用曳足而行的细碎步子，从宽大的国务院总理办公室的这一个角落踱到另外一个角落。这间宽敞的办公室并不为司马所喜，过去司马很喜欢这种宽敞的办公室，这似乎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但是最近的一两年来，司马更喜欢呆在自己的书房中处理公务。

    在阳光的射入的办公室的时候，司马渡步在高大宽阔的窗前停步下来，眼前看到的景色，是西北的清晨，尽管不过上午7点多钟，街头上已经喧嚷了起来，除去赶去上班的人群外，在共和广场上，从升旗前到现在，已经聚焦了数万人准备举行祝捷集会，民众喜爱这种大规模的集会。

    今天早晨广播电台中已经发布了新闻，国防军已经将朝鲜日军最后的近十三万军队重重围困在的釜山一带，距离整个朝鲜光复似乎只是时间问题，国会中作证的韩国代表也将会在今天提出加入中华联邦。

    对于国民而言，这场战争似乎已经赢得了胜利，国家已经从战场上获得了自己所需要的一切，藩属国的光复、死敌的惨败，而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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